一、关于破产企业债权人主张权利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的或者应当追回的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其所称的“发现”应当是指在破产程序后新发现的财产，不包括在破产程序中已经知道的。
破产程序旨在终局性地清理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对债权人应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主张权利作出明确规定。根据2018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应当以查明债务人财产状况、明确债务人财产的分配方案、确保破产债权获得依法清偿为基础”的规定可以看出，破产程序的衍生诉讼原则上是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完成的，至少是要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提出。《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则是为了防止因个案实际情况无法在破产程序中获得法律救济，是破产程序的例外。故破产程序终结后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提起衍生诉讼。《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所指的“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起诉须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2.发现时间应为破产程序终结后。
综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与《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破产当事人在破产程序内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债权债务和财产情况的，不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对破产债务人的次债务人的代位权消灭，只保留撤销权。因此，债权人也不再具有因债权代位权而享有的直接获得清偿的权利。，债权人应当在破产程序中通过管理人提出相关的权利主张，由管理人依法追回后纳入债务人财产再分配给全体债权人。如果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同意管理人放弃债权，那么债权人就不能在破产程序后再自行提起诉讼。
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其实质是通过直接减损债务人公司资产间接损失原告法益，其主张的利益首先应归属于债务人公司，应在破产程序中予以处理。原告既已放弃在破产程序中通过裕邦公司对被告主张权利，不应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再对被告主张权利。而且原告在2005年就知晓了所主张的事实，不是破产程序后新发现的财产，不适用《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综上，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以另行起诉的方式主张其在破产清算过程就已经发现的债权债务，没有法律依据，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二、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对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作出了具体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根据上述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有两种情况：（一）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计算，知道，意味着切实地感受和认识到权利被侵害的事实；（二）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计算，应当知道，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即不管当事人实际上是否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只要客观上存在着知道的条件和可能，即推定其应当知道。
诉讼时效制度的核心价值是通过对权利上的“睡眠者”惩罚性后果的规定，从而敦促权利人积极地对其权利进行主张，迅速实现债的目的，从而加快经济流转，进而维护交易秩序。现有案例的裁判思路也充分体现了对诉讼时效制度核心价值的遵循。上海鑫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羿公司）与威海新东方钟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公司）以及威海派司钟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司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中（案号：（2022）鲁民终598号），关于新东方公司与派司公司是否存在人格混同，鑫羿公司主张新东方公司于2003年11月28日成为派司公司股东之前，即与派司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但在其后十七年均未提出异议，直至2021年5月27日，鑫羿公司作为债权受让人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债权人存在怠于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情形，认定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合理合法，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告在2004年到2005年中便主张其合法权益受损，又于2006年申请追加被执行人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之时便主张股东侵权，显然证明其于此前就知道其权力可能受到侵害。因其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究被执行人，可以认为是诉讼时效中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9日作出执行复议裁定，已明确告知应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即重新起算。本案的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点为2009年6月9日，应适用民法通则二年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届满，原告便丧失胜诉权。原告此后一直未向被告主张权利，直至2022年再起诉，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从破产程序终结之日时起算于法无据，也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初衷。
